新闻内容
ARTICLE
212期主持人
王鹏凯
本期嘉宾
李欣媛 侯嘉煜 邓乔尹
音频剪辑
周文晴
又到长假，旅行继续成为了人们的假期首选。每年假期我们都要来聊一聊新近出现的旅行形态，到了今年，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在这两年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一代选择的旅行方式。不同于过去讨论的网红打卡、特种兵旅行或是city walk，“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更强调一种浸入式、在地性的体验，而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游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它正在如何影响我们对旅行的理解？人类学跟旅行真的是一回事吗？
进一步看，这其实也反映着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从“附近”到“远方”，都在成为一种被关注、可进入的对象。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过去几年渐渐出现了一种“万物皆可人类学”的潮流，旅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怎么理解这样的趋势？
图片来源：Unsplash
01
什么是“人类学旅行”
王鹏凯：我的直觉里人类学家本来就是在旅行的。因为这个学科最初的发源，就是要去到遥远、陌生的文化环境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西太平洋的群岛、非洲的原始部落，人类学家往往会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相处，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或是经济交换方式、宗教信仰。这本身就相当于一次很长时间的旅行。
今天流行的“人类学旅行”，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借鉴了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比如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与文化，进入社区的日常生活，跟当地人一起去菜市场、做手工或是逛寺庙。这跟我们过去讨论的旅行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现代旅游工业更多是景区的模版化运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游览，更像是一种外来者的视角，而“人类学旅行”是想接近一种内部视角。
侯嘉煜：我第一次听到类似的概念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概念，但整本书读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他虽然在做人类学调查，去到亚马逊雨林深处的热带部落考察，但更像是在旅行，因为他没有像现代人类学范式那样去在地化，而是在观察，看人们每天都在干些什么，这可能更接近游客的视角。
李欣媛：我对于“人类学旅行”的理解来自于很多冒险片，人类学家像是一个打开非传统社会的关键角色，他们好奇某个部族社会或传说地域，便只身前往，遭遇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而在影视作品中，这就成了植入冒险元素的契机。比如1997年的电影《狂蟒之灾》，讲述人类学家史蒂文·凯对舒尔人感兴趣，于是跟纪录片导演组成了摄制组前往亚马逊雨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各种人和生物，这就相当于跟随人类学家的视角，转移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去探索一些非常新鲜的事物。
《狂蟒之灾》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王鹏凯：我注意到像《侏罗纪世界》这样的电影，都会设置一个人类学家或动物行为科学家之类的角色，他们在故事里就代表着本地人或是恐龙的内部视角，一方面帮助人类打入其内部，另一方面也在提醒人类尊重这些生物的特殊性。《阿凡达》可能更典型，抵达一个新的星球，在陌生的环境里了解当地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这些电影某种程度上承载着我们对远方的想象，而人类学家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种了解远方的方式。“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可能就是要将这样的视角带入旅行当中，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去了解远方的人，是这样的冲动在驱使我们出发。
李欣媛：我在想现在的综艺《花儿与少年》算不算某种类型的“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向导对当地的事物进行更细致的介绍，而不是早期纯粹的吃喝玩乐，最近几季都会有小考这样的形式，考察嘉宾对当地文化的认识程度。像最新一季里，花少团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听讲解的时候，周冬雨说像在上课一样，脑子都是晕晕的。
邓乔尹：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把小考当成目的，有时候会影响体验本身。比如马思纯那一季去了埃及，当时的任务是要拍一些视频素材，但她在神庙里看得特别认真，沉浸其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拍视频。小考的目的应该是让他们去沉浸体验，但当小考本身成为目的，体验反而受到了破坏。
《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王鹏凯：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去博物馆或是其它地方，做一种知识性的游览，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阅读各种档案材料，去了解本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实际上人类学家写下的民族志就会被后来的一些人当成旅行指南。另一方面就像乔尹讲的，目的性这个事情还蛮微妙的，人类学家的工作本身也是要完成各种任务，比如绘制地图，或是记下村落的亲属族谱图，是比前面提到的小考更复杂的工作。但旅行本身还是有一种休闲、放松的属性。这两者是存在张力的。
02
旅行需要攻略吗？
侯嘉煜：我自己旅游的时候其实也不喜欢去有名的景点，或是按照规划好的攻略打卡。我更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比如之前去云南，我就去了当地的菜市场。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发现这里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卖的很多东西我都闻所未闻，交易方式也很不同，云南那边买菜是可赊账或者以物换物的，比如有个阿婆从田里面摘了什么菜，就到菜市场去跟熟悉的摊主交流，进行某种礼物交换。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们很难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进行一个在地的田野调查，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去贴近当地人，观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这跟自己熟悉的生活秩序有怎样的不同。
李欣媛：我觉得“攻略”已经完全地进入到了我们的旅行当中，你好像很难不去攻略性地做一些事情，否则就会感觉旅行失去了意义。那怎样才能从旅行当中找回自己的主导权？我觉得需要把自身的主动性拿出来，比如我自己去旅行会喜欢跟朋友city walk，不用按照攻略里的路线，而是自己去探索，有时候会看到有意思的招牌，会心一笑，这也很好。
邓乔尹：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游戏式旅游”，游客假装自己是角色扮演类游戏里的某个人物，让AI写任务，去寻找当地的某个人、物、地点，再了解背后的故事。提示词里有一句话表明了这种旅游方式的目的：“我不是来完成旅游打卡，而是要体验一个完整的故事。”
社交媒体上有关“游戏式旅行”的内容
李欣媛：我不赞同。我觉得这有点像上班打卡，策划了一个项目，去完成它，这跟攻略有什么差别呢？它其实还是提供了预设，只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而已。而且这种策划，如果是要很深入地去了解某个地方，对于牛马来讲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假期一共就这么长，不太可能方方面面都体验到。我上班已经很辛苦了，成天执行老板的任务，现在好不容易旅行了，还要去执行AI的任务，太讽刺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把各种东西当成任务？不管是玩乐打卡式的旅行，还是想要体验某种东西，本质上都是任务，好像必须达到某个目的，一切都被精密化地制造出来，都是计划式的。很少有人会觉得，我完全进入到这个地方，享受，enjoy，就可以了。
侯嘉煜：我感觉如今enjoy这件事情也被视作任务了，会说没去过某个景点、没做某件事情，就不算到这里旅行过。而且“人类学旅行”给我的观感很像是小红书中产阶级又发明了某个新词，制造出消费主义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于，我们要像一个学者一样去旅游。
邓乔尹：这让我想起之前脱口秀演员张骏说的，中国人就是有一种不可以安心去玩的心态，无论怎么样都得在里面学到点什么，这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值得的。我们好像不被允许什么都不做。
王鹏凯：说到向导和攻略，其实即使是人类学家也是需要的，因为到了陌生环境，是没有办法全凭自己的能力去探索的，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化冲突都会造成障碍。所以人类学家通常也会请本地人作为向导和翻译，叫作“关键报道人”，带着你去进入本地社会。
邓乔尹：如果这种向导是完完全全扮演出来的呢？比方说乌镇里面有的本地人都是类似于NPC的角色，当然他们之前确实是在那里生活的，现在被付钱继续扮演当地人。还有一种更纯粹的扮演，出现在大型的戏剧幻城里，比如“只有河南”、“只有红楼梦”等景区，里面配备了近千名专业演员，游客可以进入几十个不同的剧场，体验不同的故事。“只有河南”里的所有剧目都围绕河南的故事展开，提供了中原文化的沉浸式戏剧范本，它希望以剧场的方式让游客沉浸式地体验、了解中原文化。
河南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王鹏凯：这可能已经是现代旅游工业包装下的“本地”了。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旅游会想要体验“原汁原味”的在地性、本真性，但随着旅游开发，这早已被破坏，这时景区就想办法用一种工业化的方式去“再造”本地生活，包装出所谓的在地性来给游客体验。这恰恰是提出“人类学旅行”的人想要替代的旅行方式。
03
远方真的还存在吗？
王鹏凯：我注意到这两年与旅行相关的非虚构图书得到出版，比如今年就有《行走的边界》《从印度河出发》《远方的龙舌兰》这些作品，包括一些名人像是阎鹤翔也在写旅行非虚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潮流？我有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会说这是疫情之后爆发式的出国旅游在几年后落在了实体书的出版上，另一方面我在想会不会也跟生活方式有关，我们在当下对于世界和远方的想象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包括这个十一假期，网上都在说意大利、埃及、法国这些地方已经被中国游客挤满了。
邓乔尹：挪威也是，已经差不多到地球最北的地方了，还是可以看到大量中国人，堪称“中国人攻打特罗姆瑟”。地球最北的麦当劳里几乎全是中国面孔。
李欣媛：还有冰岛，不是说冰岛很孤独吗？结果一群中国人在那里，这也不孤独啊。还有人在牌子上贴“我在冰岛很想你”。
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图文
我觉得这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疫情后被压抑情绪的疏解，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会希望向外去寻求一些安慰，逃离一下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觉得跟媒介有关，媒介的影响变得更加强烈了。以前我们去一个地方，更多是出于好奇，不知道什么好吃、什么好玩。但是现在通过社交媒体，一下子就能知道必吃榜是什么，哪个景点值得打卡。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意义上拥有的远方，其实已经消失了，只是在复刻别人的经验。我之前去大同的应县木塔，非常壮观，塔的四个角坐满了人，排队打卡；还有去云冈石窟，大广场上所有人都在竖起手掌，要和大佛击掌。
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媒介朝觐”，指人们前往媒介叙事中的地方去进行旅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自身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我觉得人们可能有点厌倦了这种情况，就会想向内再去探索另一种旅行方式，才诞生了所谓的“人类学旅行”。也有可能到时候换另一个名字，其实都是同一个象征，我们不再追求向外的模仿，而是想在旅行中找到自我。
邓乔尹：在媒介和交通都如此发达的当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去了解远方，这个时候远方就不再是一个认知的对象，而是体验的对象。当我们已经对于远方有一套想象的时候，亲身经历的体验感就变得稀缺，这时我们会去追问，我去到的当地跟攻略里有什么不同？
王鹏凯：我会想到另一个方面，人本身其实会对远方和外部世界，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经验，就是有好奇心的，这是一种本能性的愿望。这也是人类学最初发展的驱动力。我最近看了《十三邀》新一期节目，叫“寻找费孝通”，讲到费孝通和他当时的妻子王同惠去大瑶山做调查，包括后来他又在江村、云南做研究，能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想要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在好奇心和热情的驱动下去做这些工作。许知远说，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经验缩减的年代，尽管手机上看到的经验非常多，但都是被高度单调化之后的经验，我们失去了那种真实的感触。
04
接受旅行里不美好的部分
侯嘉煜：东浩纪写过一本书叫《观光客的哲学》，他说有没有可能，反而是游客的这种方式在当下时代是更有意义的？前面讲到中国人出去旅游必须追求某种意义，甚至不接受叙事的失败。东浩纪认为，这个时代总在索取意义或认同，观光客反而是一个纯粹观光者，他建立的是一种“弱关联”，不用对宏大叙事负责任，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在当下是有一定意义的。回到今天讨论的话题，旅行也可以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观光客态度，不接受目的和指令，也不去追求某种叙事的建构，拒绝被意义裹挟，只是来了，看了，走了，可能这个态度对当下的旅游是有所益处的。
《觀光客的哲學》
東浩紀 著 黃錦容 译
唐山出版 2023-10
邓乔尹：我会觉得“弱关联”更强调的是一种偶然性。按照东浩纪的意思，只要移动了身体，离开原来的环境，偶然性就会发生，它是没有办法被排除的。与其说观光或者打卡属于弱关联，不如说所有旅行的基础都是弱关联。从强弱关联的角度来讲，“人类学旅行”这个潮流的兴起，不是因为人们真的对外界更有探索欲了，而是人们已经不相信之前由算法和阶级构造出来一种强关联。比如当我去到中产旅游必去景点时，是不是就打破了这个关联？因为我不是中产。这一系列行为背后不是真的对远方和他者好奇，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标签，我要去打破这个标签，建立一种弱关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在借远方、他者和人类学的概念，来标榜自己不被同化的立场。
侯嘉煜：我很小的时候对旅游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当时看像“孤独星球”杂志或者浏览“马蜂窝”这样的平台，里面写的游记让我对远方产生了一种很神往的想象。但是现在可能我对远方真的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不仅仅是因为信息越来越多，可能更多是因为大家对于远方产生了一种巴黎综合症一样的态度：巴黎很美好，但去了之后你发现那里遍地都是小偷和垃圾，你就觉得巴黎不美好了。可能现在就是有这样的态势，将来也许会出现新的旅游方式，但无论叫它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对远方的想象已经消失了这样一个事实。
王鹏凯：远方不一定就是美好的，人类学家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最近读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的民族志《暮光之矛》，他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到：“文明的边界，即使对那些毫无防备的来访者来说，也很少呈现出友好的面孔。”这句话点出了旅行很重要的特质，跟远方的相遇不一定是友好的，它就是会存在文化上的各种摩擦和冲突。但我们在当下想象“人类学旅行”的时候，很容易将它包装成一种非常顺滑、美好的事情，于是在现实中会出现很多预期落空，但这才是最正常、最现实的体验，也应该是旅行的一部分。
《暮光之矛》
[法] 菲利普·德斯科拉 著 刘文玲 译
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4
邓乔尹：“人类学旅行”强调浸入式、在地性体验的愿景是好的，但是不是也会造成一种“我已经理解当地”的错觉呢？现实中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至少要投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到当地更真实的面貌，但现实中的假期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体验到一部分，可能是城市里人最多的时候，也可能是对方有所准备和预设好的一面，我们作为过客很难经历当地生活中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地方。比方说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们不太可能知道当地的早高峰有多堵，当地的房价有多贵，工作环境如何。有时候我们通过旅游爱上的一座城，真的是那一座城吗？我很怀疑这一点。如果说人类学是一种潮流，那么与其把它放在陌生的旅途中，我更期待用它来观察日常生活中那些附近的事物。
李欣媛：我同学之前有去阿坝自治州做测绘实习，应该有点类似于田野调查吧，他们一待就是几个月，条件非常艰苦，有人现在晚上做噩梦都是当时的场景。我觉得大家对于田野的想象太浪漫了，好像很简单，进入某个家庭，喝一下当地的茶或饮料，感受一下当地的装潢。不是这样的。我理解大家想要在被旅游工业所异化的情况下，能开拓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在旅行中获得新的东西。但是如果“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变成新的流行方式呢？就像另一种坐在应县木塔的墙角拍照一样，陷入另一种复制。
从本质来讲，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其实是希望在旅行中自我探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得自我的过程。不要像人类学家一样旅行，要像自己一样旅行。